雍正为何要赐死年羹尧?

---

在雍正皇帝即位的初期，年羹尧的迅速崛起又迅速失势都是异乎寻常的，于是令朝野轰动，各种传闻、猜测都有。而仔细分析资料，真可以好好玩味一下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 年羹尧字亮工，是清代前期的著名大将。他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21岁时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随后充任四川、广东乡试的考官，慢慢升为内阁学士。康熙四十八年，后来的雍正皇帝胤?lt;当时被封为雍亲王，年羹尧的妹妹被选为胤?lt;的侧福晋，30岁的年羹尧被任命为四川巡抚。康熙五十六年，清廷派军队进剿侵入西藏的准噶尔部，年羹尧适时提出了整饬部队，增设防点等建议，并大胆自请获得了总督的头衔。他充分施展了办事明敏的才干，大刀阔爷地整顿四川的防务，协助军队运粮守隘，为平定西藏立下了功劳。康熙皇帝任命他为川陕总督，并亲自赏赐了弓矢等物。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雍正承继大统，是为雍正皇帝。在雍正登基的过程中，年羹尧作为胤?lt;的藩邸旧人，与隆科多一外一内，出了大力，再加之他与这位新皇帝系郎舅之亲，备受信任和倚重。雍正一上台，就把“西路军务粮饷及地方诸事”交于年羹尧和抚远大将军延信共同管理。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加封年羹尧为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一个月后加太保之衔，四天之后又晋爵为三等公，两个月后将西北军事全部交由年羹尧办理。不久，青海的厄鲁特部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雍正授权年羹尧统兵平定并封其为二等公，不到半年时间即大功告成，又被晋封一等公。其官位提升之速，权力膨胀之大，几乎令所有的王公大臣瞠目结舌! 雍正不只在西北军事上依靠年羹尧，在政务上也予以重用。凡朝廷事务、国家大事，雍正都要与他商量，重要国策都有年羹尧的参与。在用人吏治上，雍正亦给年羹尧巨大权力，大臣任命都要征求他的意见，尤其是川陕“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升迁罢免均由年羹尧一人决定，称为“年选”。雍正甚至肉麻地吹捧年羹尧是他的“恩人”；说有年羹尧这样的良臣，他不能不严于律己，成为一个最好的皇帝；又说对年羹尧这样的大臣，“不但朕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雍正对年羹尧的家属也关怀备至；年羹尧及其妻生病，他亲加垂询并赐药赐物；其父年遐龄先后加尚书、大傅衔，封一等公，还常以手谕问候并不断赐给美食珍玩；其二子也分别封为子爵、男爵，并袭其职。以雍正的性格和为人能做到这些，其宠信程度可谓无以复加了。 然而，仅仅一年以后的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进京陛见时，雍正便警告他说：“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依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还没等年羹尧反应过来，雍正已启发有关官员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为其垮台制造舆论准备。接着便把年羹尧调离西安老巢，翦除其亲信。雍正三年四月，年羹尧被解除川陕总督职务，交出了抚远大将军之印，降为杭州将军。九月，年羹尧被捕拿进京会审。十二月，宣布年羹尧有12项共计92条大罪状，分别为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专擅罪6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残忍罪4条、忌刻罪4条，等等。雍正很轻松地说，其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便有三十多条，但念其有功，予以开恩让其自裁。年羹尧的父兄亦同时被革职，儿子年富立斩，其他子孙发极边充军，家产俱抄没入官。 年羹尧大约至死也没有想通雍正皇帝为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会如此翻脸，他甚至死到临头还幻想雍正会对他赦免，他更不曾注意到站在他面前的监刑官正是曾被他逮治过的一位巡抚。在监刑官的反复催促下，年羹尧自缢而死，终年47岁。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将军，终于落了个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 仅仅14个月的时间，年羹尧就从权力的顶峰跌入死囚牢中，不仅他本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许多王公大臣也觉得奇怪：年羹尧的92条大罪状，可谓件件有据可查，难道这是新发现吗?早在雍正上台之初，便不断有人上疏弹劾年羹尧擅权狂纵，任用私人，雍正一直引而不发甚至斥责上疏者无中生有。现在，雍正这么做，显然是秋后算帐的结果。那么，年羹尧获罪失宠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将年羹尧的92条大罪状归结起来，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骄横跋扈，不守臣道。年羹尧在给各省督抚发送咨文时直呼其名，给同级将军的函件竟用令谕。包括皇帝女婿在内的一些大臣显贵见他一律要恭行跪拜之礼，如有慢待即受喝斥。雍正帝派往陕西的侍卫，年羹尧竟难得正视一眼，还把他们充作仪仗队，甚至当作下人役使。他在西安总督府时，令文武官员逢五、逢十辕门坐班，并在大门、鼓厅等显眼处画上四爪金龙，令鼓乐手身着蟒袍吹吹打打，俨然一副帝王派头。雍正圣旨到达时，他不仅不跪请圣安，有时竟然“不行宣读晓谕”。雍正二年十月他进京述职，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均等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他“策马过毫不动容”。就是在皇帝面前，他“亦箕坐无人臣礼”。像这样位尊权重擅作威福，狂妄自大蔑视同僚甚至皇权而无人臣礼的东西，当然引起众怒，雍正皇帝又怎可容忍。 二是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年羹尧利用手中权力操纵人事，安插亲信，图谋建立以他为首、以川陕甘官员为骨干的年家班底。凡是由他举荐、任命的官员统称“年选”，根本不把吏部、兵部放在眼里。他将其家奴魏之跃赏四品顶戴、桑成鼎竟然被任命为知府，直接违反了奴仆未出籍不得做官的规定。这样做的结果是他的大小亲信分别占据了各个要害部门，由他苦心经营的“年党”居然霸占了四分之一的大清地盘，雍正皇帝怎能再坐视不理! 其三是贪赃受贿，侵吞军饷。年羹尧酷爱权力也喜钱财。他的“年选”官吏，除他的亲信外，谁要想弄个一官半职，都要给他进献厚礼，有的一次送银多达二万余两。仅仅人事安排一项，就收受“谢仪四十余万两”白银。而那时的一品大员，岁俸才180两银子。他还借统兵之便，公然挤占军费，折合白银达100万两之巨。雍正上台后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充盈国库，集聚钱财；尤其是西北军费，朝廷总是历尽千难、东挪西拼才筹集到，而年羹尧却要从皇帝碗中分一杯羹，雍正又怎能再姑息？ 其四是苛待部下，为人残暴。年羹尧性情急躁，喜怒无常，稍不遂意就滥惩属下，甚至草菅人员，乱杀无辜。他曾派兵包围合县(今陕西合阳)民堡，大肆杀戮老少村民，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血案。他对一些贤良官吏，或任意诬陷，或乱加逮治，随心所欲发泄淫威，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年羹尧的胡作非为，早就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一致不满，纷纷上书揭发其罪行，对他进行弹劾。如此不得人心的“天下第一负恩人”，雍正当然要制裁了。 以上四方面的罪行，任择其一，都足以扳到年羹尧，何况他有92条大罪状。不过，也有人认为，即使这些罪名全部成立，以年大将军对雍正皇帝的忠诚和亲谊，特别是他在雍正登基时扼控允 NB023 西北大军以及后来抚平西北的不世之功，雍正也不至于这么快就将他罢黜，更不会非要他的命不可。因此，年羹尧落到这个下场，完全在于另外的原因。这又有几说： 一为欲擒故纵说。此说认为，康熙本欲立十四子允 NB023 为帝，四子胤?lt;伙同年羹尧、鄂尔泰、隆科多等人，趁康熙临终之时矫诏篡立而即位。年羹尧以手中重兵钳制了允NB023 ，虽对雍正有大功，却也因熟知此次宫变内幕而埋下隐祸。雍正甫登帝位，先对年羹尧大加恩赏，使其稳住阵脚；继而西北动乱，又需年大将军带兵抵挡。待他平定了叛乱，雍正也坐稳了江山，便腾出手来卸磨杀驴，网罗罪名除掉这个重要知情人。也有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年羹尧当时并未直接参与雍正即位内幕，允 NB023 当时并未受到年羹尧的钳制。因为胤?lt;即位高度保密，隆科多手握京师兵权，康熙驾崩之后连续六天封锁京城九门，消息无法外泄。当时年羹尧尚在四川平乱，未曾与闻篡立之事，不可能知晓内情。他所做的只是雍正已经即位后，令允 NB023 火速回京参加康熙丧事而接管西北前线军事。说欲擒故纵是针对不知内情的年羹尧并要杀人灭口，不大说得过去。 二为始于文字之祸。据《清世宗实录》说，雍正三年二月，有所谓“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之瑞，雍正本迷信，内外臣工皆上表祝贺。年羹尧亦上一表，颂扬雍正励精图治，朝乾夕惕，但他把“朝乾夕惕”写成“夕惕朝乾”。这本是一个联合词组，颠倒语序并无多大关系，但雍正却以此为把柄说年羹尧不愿意以“朝乾夕惕”四字归朕，给他扣上“自恃己功，显露其不敬之意”的大帽子。雍正甚至赌气似地说：“今年年羹尧既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其实，在这“未定”的背后，雍正正在加紧打磨屠刀，着手收拾年羹尧了。这种说法有很大的片面性。年羹尧在当时称得上是雍正的第一功臣，若以这种文字上的错误就轻易将其赐死，不但难以服众，而且也不符合雍正的整人手段。另外，在给年羹尧开列的92条大罪状里，涉及文字“大不敬”的仅有两条，分量是比较轻微的。由此可以断定年羹尧的垮台并非始于文字之祸。 三为情报失灵说。此说认为，雍正登台以后，为了加强集权统治，粉碎朋党行为，建立了“密折”制，又派侍卫细心搜访显要人员的情况。从《啸亭杂录》记载看，雍正的特务手段十分厉害，从此“凡间闾细故，无不上达”，“故人怀畏惧，罔敢肆意为也”。但是令雍正颇感意外的是，他派去监视年羹尧的特务，竟然给他奉马坠蹬，充作下役，且由于他的残暴，无人敢反映片言只语。对于胆敢同皇帝公开作对的这位大员，雍正感到格外痛心，想不到自己最信任、最重用的人，竟然是最负于他的人。正所谓爱之愈深恨之愈切，所以雍正不看年羹尧的大功，不顾亲戚情面，断然处决了这个心头之患。此说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只能算是年羹尧倒台的原因之一，而且较之以上列举的其他罪行，这还不能说是主要原因。 四为想当皇帝说。据乾隆时期学者萧爽在《永宪录》中记载：年羹尧盯上了雍正的宝座，他与静一道人和术士邹鲁曾反复研究过取而代之的方案。《清代轶闻》也说年羹尧被褫夺兵权后，“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反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谓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这种事情雍正最为敏感，也最能忌恨，一旦知晓年羹尧有这种念头，当然不肯让他存活。但是，年羹尧想当皇帝的这种说法仅见之于传闻记载。如果确有其事，雍正岂肯放过这种钢鞭材料!纵观会审年羹尧案的过程及开列的罪状，不见雍正追究或谈及这点，故而只能存疑。 五为“野虎入京”说。此说据野史，说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不知从哪里跑来一只野虎，窜入年羹尧家，多亏官兵围而歼之，才没酿成祸患。雍正听到此事，立即引起警觉，因为他早就听说年羹尧出生的时候，有白虎临家。现在虎死年家，虽然是上天旨意。雍正本不想处死年羹尧，现在也只有顺天而作，下令将年羹尧处死了。此说颇类小说家言，只能姑妄听之。因为从雍正三年四月起，对年羹尧的处理是步步升级，九月就已逮捕治罪，92条大罪状已经列出，年羹尧哪里还有活路! 纵看年羹尧的人生历程，尤其是雍正对他的恩宠怒恨，真像戏剧一般。像他这样大起大落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探讨其原因应与中国封建政治的特点联系起来，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臣，每一个皇帝都必然会有几个忠心耿耿、才具卓绝的大臣为膀臂，才能施行自己的统治。年羹尧是这样的大臣，所以他能够得到恩宠。但是，“朕即天下”，如果当这几个膀臂不能随主人意志动作，自行其是时，怯懦的皇帝将一事无成，甚至成为膀臂的傀儡；而当有为的臣下又碰上有为的君主，那么刚毅有为的皇帝则必然要换掉他们，并因此酿成君臣间的悲剧。年羹尧的败亡就属于这种情况。 雍正即位之初，年羹尧与允祥、隆科多一道为雍正支撑着当时并不稳定的局面，雍正必须信任他、重用他。他的错误就在于将这种信任和重用当作了专横跋扈的资本，贪婪、骄纵，竟敢以“宇宙第一伟人”自居，不自觉地侵犯了皇帝的尊严和权力，这是如雍正这种有作为的帝王绝不能容忍的。所以，当年羹尧获得尊荣的同时也就决定了他的可悲下场。 【文/李殿元】

名将年羹尧为何被雍正赐死

　　失宠获罪的原因
　　擅作威福
　　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结党营私
　　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小说《儿女英雄传》所写纪县唐实指年羹尧，说他是经略七省的大将军，“他那里雄兵十万，甲士千员，猛将如云，谋臣似雨”。这些都是艺术上的夸张，与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出入，但也说明年羹尧的势力之大。 　　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 大清雍正赐平西将军年羹尧青花书法纹缸
　　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贪敛财富
　　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关于雍正为何杀年羹尧，史学界向来有争论。有人说是因为年想造反，又有人说年羹尧当年参与了雍正与诸兄弟的皇位之争，雍正这样做是杀人灭口。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些说法：
　　第一种观点
　　认为年羹尧的死是因为他自立为皇帝。乾隆时学者在《永宪录》中提到：年羹尧与静一道人、占象人邹鲁都曾商谈过图谋不轨的事。有的学者也持此说，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君忍受，所以难逃一死”。而《清代轶闻》一书则记载了年羹尧失宠被夺兵权后，“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说明年确有称帝之心，只因“事不谐”，方作罢“就臣节”。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充分依据的。 　　在封建时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义是不可违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 　　年羹尧的所做所为的确引起了雍正的极度不满和某种猜疑。年羹尧本来就职高权重，又妄自尊大、违法乱纪、不守臣道，招来群臣的侧目和皇帝的不满与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雍正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又喜欢表现自己，年羹尧的居功擅权将使皇帝落个受人支配的恶名，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也是雍正最痛恨的。雍正并没有惧怕年羹尧之意，他一步一步地整治年羹尧，而年也只能俯首就范，一点也没有反抗甚至防卫的能力，只有幻想雍正能看着旧日的情分而法外施恩。所以，他是反叛不了的。雍正曾说：“朕之不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至于年羹尧图谋不轨之事，明显是给年罗织的罪名，既不能表示年要造反，也不能说明雍正真相信他要谋反。 　　从年羹尧来看，他一直也是忠于雍正的，甚至到了最后关头也一直对雍正抱有很大幻想。 　　在被革川陕总督赴杭州将军任的途中，年羹尧幻想雍正会改变决定，因而逗留在江苏仪征，观望不前。结果这反使雍正非常恼怒，他在年羹尧调任杭州将军所上的谢恩折上这样批道：“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你这光景，是顾你臣节、不管朕之君道行事，总是讥讽文章、口是心非口气，加朕以听谗言、怪功臣之名。朕亦只得顾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节也。只得天下后世，朕先占一个是字了。”雍正的这段朱批实际上已经十分清楚地发出了一个信号：他决心已定，必将最终除掉年羹尧。 　　直至年羹尧接到自裁的谕令，他也一直迟迟不肯动手，还在幻想雍正会下旨赦免他。但雍正已经下定决心，认为使其免遭凌迟酷刑，自裁以全名节已属格外开恩，所以他应该“虽死亦当感涕”，因此年羹尧生路已绝。一个想要谋反的大臣怎么会对皇帝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呢？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最后谕令上说：“尔自尽后，稍有含冤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不能消汝罪孽也。”在永诀之时，雍正还用佛家说教，让年心悦诚服，死而不敢怨皇帝。
　　第二种观点
　　还有一种认为，年羹尧参与了雍正夺位的活动，雍正帝即位后反遭猜忌以至被杀。不只是稗官野史，一些学者也持这种看法。据说，康熙帝原已指定皇十四子胤禵继位，雍正帝矫诏夺位，年羹尧也曾参与其中。他受雍正帝指使，拥兵威慑在四川的皇十四子允，使其无法兴兵争位。雍正帝登基之初，对年羹尧大加恩赏，实际上是欲擒故纵，待时机成熟，即罗织罪名，卸磨杀驴，处死年羹尧这个知情之人。有人不同意此说，主要理由是雍正帝继位时，年羹尧远在西北，并未参与矫诏夺位，亦未必知晓其中内情。但客观上讲，当时年羹尧在其任内确有阻断胤禵起兵东进的作用。 　　关于雍正帝篡改遗诏夺取皇位的情况，许多著述都进行了阐释，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也有系统归纳，此不赘言。各家说法，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雍正即位一事，确实疑点很多。而他即位后，又先后处置了原来最为得力的助手年羹尧和隆科多，让人更不禁要怀疑这是做贼心虚、杀人灭口。当然，这只能算是合理推定，尚无铁的资料作为支撑，所以，这种怀疑套句俗语说就是：“ 年羹尧书画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我们暂且抛开雍正决心除掉年羹尧的真正动因不说，从年羹尧自身而言，他的死确实有点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丝毫不知谦逊自保，不守为臣之道，做出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情，已为舆论所不容；而且他植党营私，贪赃受贿，“公行不法，全无忌惮”，为国法所不容，也为雍正所忌恨。这就犯了功臣之大忌，势必难得善终。所以《清史稿》上说，隆、年二人凭借权势，无复顾忌，罔作威福，即于覆灭，古圣所诫。 　　值得一提的是，在年羹尧死的时候，雍正还派人给年羹尧留下一句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就这么多了= =、！

《雍正朝起居注》中记载在清雍正二年四月初七，雍正对大臣们不乏抱怨地说过：“尔诸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禩(胤禩)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此位，不少迟疑。”这样有失分寸的话出自一个即位已经两年的皇帝之口，足以说明这位皇帝当时所处的地位以及他的对手的威望。雍正这么说，底气不足的同时也是警告大家不要站错了政治队伍，年羹尧同样也在被警告之列。清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即将吹响清洗年羹尧号角的前两天，雍正说：“在廷诸臣为廉亲王(胤禩)所愚，反以朕为过于苛刻，为伊抱屈，即朕屡降谕旨之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雍正这里说的“在廷诸臣”显然包括年羹尧，因为同一天，雍正再给李维钧的奏折批示上写道：“近日年羹尧陈奏数事，朕甚疑其居心不纯，大有舞智弄巧潜蓄揽权之意。”还要李维钧逐渐和年羹尧疏远。此前有人判断指责揆叙、阿灵阿这些皇八子胤禩的死党的主意可能来自于年羹尧，雍正立刻加以否认，这从侧面也反映出雍正、年羹尧在处理胤禩集团上的一些分歧。雍正对胤禩、胤禟包括胤禵都要除之而后快的，可年羹尧却有一点不同看法，年倒不是同情他们，而是觉得没有必要这么穷凶极恶，然而，年羹尧这么考虑问题却犯了雍正的大忌。雍正本来就对打击胤禩集团有些底气不足，需用借助年羹尧、隆科多的响应，偏偏这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不那么百分之百地顺从，雍正后来说整治年羹尧在他看来是“深悉年羹尧之伎俩，而知其无能为也”。这说明雍正并不担忧年羹尧个人会有什么不利于皇权的举动，而且年也不敢，雍正最为担心的是以年羹尧这样的身份和这种“糊涂心思”一旦给胤禩集团加以利用，那就麻烦大得很了。因为雍正能有今天的局面靠的就是内仗隆科多、外倚年羹尧，而且年羹尧不同于隆科多，他手握重兵、远悬西北，如果有人以他为外援的话，给新皇帝造成的压力就不容忽视，这也就是雍正念念不忘地多次引用当时一句谣言即“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来警告年羹尧的理由所在。

　　另外，年羹尧随着恩宠的加重不但没有提高自身的审慎，反而有些骄恣，他给督抚、将军的行文不以对等的口气，而是用长官训诫僚属的口吻、规格，这就是等于把他自己凌驾于督抚之上。在年羹尧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官员为之喝彩、奔走，隐然形成了一个年氏小集团，雍正自己当年依靠结党获取皇位，所以，他对于臣下结党最为忌恨，年羹尧几乎没有遮掩地提拔他自己的亲信，虽然这方面雍正给了他一些特权，可年羹尧却错会了雍正施恩的真正意图在于要他谨守臣节而不是飞扬跋扈。种种诱因让雍正感觉除掉年羹尧、隆科多比之清洗胤禩、胤禵、胤禟更为重要，一则年、隆的实力看涨，他们不同于胤禩、胤禵、胤禟已经身列异党，而是以皇帝的宠臣面孔出现，如果不及早地清算他们，必然让更多产生误解的臣僚加以追随，尾大不掉的形势就会益加严重；二则清洗年羹尧、隆科多可以展现新皇的权威，所谓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年羹尧能从川陕总督变成一等公、抚远大将军，也能从一等公变成一等罪人，这些霄壤之别都来自于皇帝一人的手段；三则清洗年羹尧、隆科多能让胤禩党人彻底断了借此二人兴风作浪的念头。有此三点，年羹尧不死也得死了。

　　年羹尧第一次进京荣耀无比，第二次则有些实质性的变化。雍正嘴上说他“公忠体国”，实际已经开始打他的主意。年羹尧是十月份到的北京，十一月十三日，雍正就跟年羹尧的好友、直隶巡抚李维钧打了招呼，要他疏远年羹尧。李维钧原本是年羹尧推荐给雍正的，李的妻子还是年羹尧的亲信的干女儿，两家走得很近，雍正给李维钧吹风表明年羹尧的问题已经提上了日程。紧接着，高其倬等封疆大吏都先后收到雍正的秘密批示，要他们逐渐和年羹尧划清界限，站到皇帝这一边来。与此同时，雍正提拔年羹尧的对立面李绂、蔡珽，李、蔡当年本来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提起来的，后来因为一些个人恩怨，双方闹得很不愉快，雍正就利用这一点，给李、蔡打了招呼，让他们出面揭发年羹尧。雍正在做好了收拾年羹尧的准备工作以后开始有计划地敲打年羹尧了。清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他阴阳怪气地在年羹尧的奏折上批示道：“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难，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言外之意就是告诉年羹尧，既然做臣子的守功难，那也就别怪做君主的“保恩难”了。可惜年羹尧还认为雍正不会对他怎么样，就在下一年，即清雍正三年正月，又办了一件臭事被雍正彻底抓住了借口。这一年的正月，年羹尧的亲信胡期恒弹劾陕西道员金南瑛，年羹尧没有想到这位金南瑛大有来头，他是雍正的头号心腹兄弟怡亲王胤祥保荐来的，参奏金南瑛就等于给胤祥下不来台，而在此之前年羹尧对于胤祥已经缺乏足够的礼貌，讥讽胤祥表里不一，雍正如今看他旧病复发，再次对胤祥进行挑衅，不禁勃然大怒，公开指责年羹尧、胡期恒大搞朋党。二月里，年羹尧把奏折上称赞皇帝的“朝乾夕惕”写成了“夕阳朝乾”惹怒雍正，雍正小题大做地指责年羹尧，进一步威胁年羹尧说：“(年羹尧)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年羹尧青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堂堂清帝国的最高当局和他的臣下竟然像小孩子“过家家”玩游戏一样夸张，做臣子的因为笔误写错了字，皇帝就说你过去的军功我可准备反悔呢。这样子闹来闹去的结果就是一条，那就是让年羹尧尽快下台。四月，年羹尧被罢去抚远大将军，调为杭州将军，清初的这几位抚远大将军的命运都有些差劲，图海做抚远大将军，野史上记载此公后来是给康熙吓死的；福全做抚远大将军，因为作战不够彻底也被责罚；胤禵做抚远大将军不仅丢了皇储还差点赔上一条性命；至于年羹尧则彻底玩儿完。

　　政坛上历来都讲究“墙倒众人推”，年羹尧一旦失宠，他的朋友忽而都变成了仇敌，李维钧首先大骂年羹尧“冒滥军功、侵吞国帑”，继而李绂便直接请求皇帝处死年羹尧，田文镜也主张诛杀年羹尧。在对年羹尧落井下石方面，雍正的亲信当中数李绂、田文镜扔的石头最大。清雍正三年九月，雍正下令逮捕年羹尧，十二月议罪，给年羹尧列了92条大罪，十二月赐死年羹尧。就在年羹尧死前一个月，他的妹妹、也就是雍正的贵妃年氏也病死，有人认为她如果活着的话，年羹尧家族或许还会被从宽处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雍正对待政治对手素来不留任何情面，后来即便是他的亲生儿子他也一律可以处以极刑，所以，年氏即便死在年羹尧的后面，年羹尧的下场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观。雍正给年羹尧罗列的所谓的92条罪状，除开年羹尧接受贿赂等几条罪状还算有点影子，其他的都是故意罗织、深文周纳。例如指责年羹尧“僭越”，也就是不守做臣子的礼仪，说年羹尧吃饭叫“用膳”，送给别人东西叫“赐”，接见属员叫“引见”，这些词本来都是皇帝专用的，年羹尧擅自使用就是“僭越”，可是，雍正的另外一个宠臣李卫也曾经如此大胆地“僭越”过，翻开《朱批谕旨·李卫奏折》，清雍正二年九月初六，雍正在给李卫的批示中指出：“川马、古董之收受，俱当检点。两面‘钦用’牌，不可以己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态，何须乃尔。”从这段批示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卫一样接受贿赂，一样把自己的执事牌子写上“钦用”的字眼，可是雍正对他不过是骂了两句而已，说他有点小人得志的意思，再无其他严厉的指责。清雍正二年，李卫当时的职务不过是云南布政使，远不能与年羹尧的一等公爵、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的地位相提并论，何以李卫“僭越”，雍正就轻描淡写呢？实际上李卫的骄纵，连年羹尧都有所耳闻，他直接批评过李卫这个缺点，但却被雍正轻轻放下不提，李卫后来在浙江担任总督的时候还在西湖花神庙给自己以及妻妾搞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湖山神位”，把自己吹捧成浙江地区乃神乃圣的“大仙”，乾隆南巡时看到，下令拆毁。由此可见，李卫所谓的“骄纵”正是在雍正的庇护下完成的，只要皇帝支持、信任的人，即便受贿、僭越也不过是小问题，而一旦失宠，那么这些问题很快就上升到政治高度上来，年羹尧致死的主因既不是受贿，也不是什么僭越，而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年羹尧由于在胤禩、胤禟等人的问题上与雍正的分歧被雍正视做“不可信”，从而担心他会被政治对手利用，遂决定先下手为强将年羹尧处决。在杀年羹尧这件事上，当时民间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一些知识分子对年羹尧很具同情色彩，汪景祺在《读书堂西征笔记》中就善意地提醒年羹尧注意皇帝老儿的“卸磨杀驴”，可惜年羹尧没有当回事儿，年羹尧一出事，雍正很快找茬把汪景祺给杀了。因为年羹尧军功显赫，他被贬到杭州时，坐在涌金门一侧，贩夫走卒见到年羹尧都不敢上前，说“年大将军在此”(此处可以见昭梿的《啸亭杂录》)而作为后来雍正确定的皇储弘历(乾隆)，也对年羹尧抱有很大的同情，他坚持认为像年羹尧这样难得的名将应该留下来应对西北的战事，此事来自于《永宪录》之《续编》(该书第335页)的记载，当时朝中无人敢对年羹尧事件发表真实看法，只有弘历一个人这么说，可他的观点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从后来雍正在西北两路用兵缺乏得力的大将这一事实来看，弘历的建言比较具有远见。年羹尧如此人望，也就差一死了。

　　年羹尧既死，“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隆科多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